【横议】“清零”迷误（+按）｜盛洪

盛按：中国人通过电视看到世界杯开幕时的万头攒动，正常理性应该能辨出什么是反常。这是常识，是基本道理，但是什么使接受它就那么难？这篇半年前写的文章只是讲了常识，但由于接受常识这么难，所以现在再发也还有价值。（2022年11月21日）

盛按：近传李兰娟院士说，“新冠要回归到乙类传染病管理”，引起一片赞扬。新冠本来就被定为乙类传染病，这尽人皆知，“按甲类管理”才没有合法性。她这话引起关注，不是因为她是院士，而是回归常识看来很难。回头看乙类传染病，每年《卫生年鉴》都有记录，说明它们从来没有被“清零”。所以唯独新冠要“清零”是奇怪的逻辑。实际上，按照现在的数据，新冠应调低为丙类传染病。然而现在的过度防疫却背道而驰。在海南，万宁当局公然以“防疫”为名，非法征用日岛所有住宅和酒店；在江西，信江当局对核酸阴性的参加葬礼的村民加以处罚；在重庆，当局将所有人的“渝康码”变橙色，变相强制要求所有居民在半夜进行核酸检测。这些作法表明，它们离常识越来越远。（2022年8月24日）

最近看到所谓“清零”与“共存”的争论，觉得其中有很大程度是概念上的混乱。所谓“清零”是防控病毒传播的一种方法，其目的是完全消灭病毒，实现保护人的生命的目的。显然，“清零”是为了保护生命。保护生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公共机构的基本目标。然而由“清零”而消灭病毒只是保护生命的一部分。新冠之外，还有成百上千的疾病也在威胁生命，而且许多疾病的严重性远高于新冠。疾病之外，还有其它对生命的威胁，飞机事故，公路事故，暴力犯罪，自然灾害，……，还有饥饿。各种直接的生命威胁之外，还有间接的生命威胁，如失业，破产，恐惧，导致无法支撑日常生活，带来生命损失。在生命威胁之外，还有对健康的损害，对人格尊严的污辱，对人身自由的限制，避免这些损失都是在一个社会的综合目标之中的。

所以“清零”只是社会最高目标的一个局部的、阶段性的和技术性的目标。它不能因其最终是保护生命的，就说成是保护生命的全部内容，就将其作为替代甚至凌驾于其它保护生命目标之上的目标。如果这样，就可能反过来，用别的生命代价来减少新冠带来的生命损失。而生命都是一样的，并不因为新冠而更加金贵。保护生命作为基本目标，被包括在宪法之中。从概念层次上，宪法原则是大概念，防疫是小概念，“清零”是更小的概念，“清零”包含了实现宪法原则的具体目标，但并不因此就等价于宪法原则。我们最近看到有些地方喊出“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就等于说“疫情防控”可以“压倒”宪法原则，“压倒”公民权利，“压倒”避免其它原因的生命损失，“压倒”社会综合目标。这就变成了一个恐怖的错误，用局部的、阶段性的和技术性的目标否定宪法原则。

有些批评说“清零”模式是“刻舟求剑”，意思是不因情形变化——因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其传染性增强带来防疫成本的急剧上升，其毒性降低又导致防疫收益的明显减少——而调整；另一个形容它的成语是“郑人买履”。一个郑国人为了买鞋用绳子量了脚的尺寸，到了市场忘了带那根绳子，又回家去取，他相信那根绳子甚于他的脚，遭世人耻笑。意思是说，用一个替代性指标代表本原的目标，反过来否定本原目标。本来一个社会的目的是保护生命，避免所有对生命的威胁，它凝练地表达在宪法之中，但对特定疾病在特定时期进行防治，却把这种特定的措施看作最高目的，竟忘了它所从属和服务的更高目标——人的生命和人的所有权利和利益；最后竟致否定这个更高目标。

“清零”是这种防疫中的特定模式，是众多可选择的模式之一，将“清零”等价于唯一的防疫模式，又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相当于又作了一次概念的偷换。这就相当于将“清零”模式凌驾于宪法。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将这种模式说成是“国本”（热点，2022），就是一个用“清零”偷换掉宪法原则的例子。顾名思义，“国本”就是国家之根本，它应是指一国的基本宪法原则，而不可能是任何一种特定的防疫模式。将“清零”模式说成是“国本”，就是以“清零”为名义否定“国本”，就是否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表达自由，生命安全，通讯自由，住宅权利，财产权利，享受公正司法的权利，批评政府的权利，等等。而其中表达自由和公正司法是宪法的两大支柱。以“防疫”为名损毁“国本”，才会在上海出现关闭急诊致人死亡（柳絮，知灼，2022），大面积关闭社区限制人身自由，侵入公民住宅（视频），谎称公民核酸阳性非法绑架至方仓（音频），谎称“紧急状态”拘捕公民（视频），杀死居民宠物，等等滥用公权违反宪法、侵犯权利的犯罪行为。

当然，说“清零”是一种防疫模式，是说这个模式是可以讨论的。应该说，“清零”是防疫模式中的极限。因为零就是病毒存在的最低限，也是人的努力的最高限。而我们知道，一旦一种事物接近极限，其成本就会急剧上升，以致一般而言，只能无限接近这个极限，而永远不可能达到。防控传染病措施的关键，是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随着限制接触行为种类的增多，接触次数和频率会减少，传染数量和速度就会下降，但减少的速率也会下降。而随着接触次数和频率的减少，经济会以更快的速度下降。而当限制接触行为种类趋向那些更为必需的接触行为时就会出现问题。所谓“更为必需”意味着不如此接触，就会造成较大的损失，以致生命损失。

“清零”模式就是要禁止所有人与人的接触，并不区分是否必要；因为要做到极端，这样的区分就没有意义。本来，我们可以将人的接触行为分为，无目的闲逛，非必要交往，一般交往，亲友聚会，休闲娱乐，日常交易，正常工作和学习，运输快递，正常看病，急病就诊，重病护理，等等，从非必要到必要逐渐加强。如果防疫管制不走向极端，而是停留在接触必要性的一定程度上，如停留在“日常交易”之前，就可以既很大程度地抑制病毒传播，又能保证日常生活和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等级区别，而是极端地禁止所有的人与人的接触，必然带来生命损失和对日常生活的严重破坏。在这时，为了避免新冠的生命损失，就会带来千百倍的别的生命损失，就如今天的上海一样，自今年3月以来没有人因新冠死亡，但有具体信息的其他生命损失已经至少有十几例了。这种“防疫”的成本就是无限大。

图1 限制接触行为种类的生命代价示意图

其实，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通过短期“清零”而消灭的传染病。2003年非典肺炎病毒在防疫了几个月至一年后消失了，并不是中国的“清零”模式的结果，而是突然地不知去向。之所以有这个结论，是因为非典病毒不仅在中国消失了，而且在世界范围消失了。中国“清零”模式不可能单独成功，因为病毒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如果病毒不在全世界消失，迟早还会传回到中国来。而当时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没有采取清零模式的。但是，似乎这个结果被误认为是“清零”模式的成功，被作为这次新冠防疫的成功先例。

视野再宽一些，人类面临的许多疾病和灾难，没有一样是靠短期“清零”克服的。天花的消失是牛痘疫苗的功劳；鼠疫靠个人卫生和隔离水手结束其传染。如果要对飞机事故和公路事故“清零”，最好的方法是取消飞机飞行，关闭高速公路，但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人类社会的方法是容忍这些事故以一个小的概率出现。因为人们知道，飞机和汽车为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权衡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停止使用飞机汽车造成的损失，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这样，任何一个个人在坐飞机或开车上高速公路之前都可以自由选择，他是要绝对“清零”的安全呢，还是要飞机汽车的便利。这是个人选择，不妨碍别人的选择。

因而，“清零”模式没有历史成功经验作为基础，没有社会的其它安排为之参照。由于越接近“清零”，社会成本越高，越会伤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在他们的判断中越不可接受，从而极端“清零”模式必然不会得到民众的自愿支持，必然要依赖于强制性手段，从而依赖于行政体系。然而在《宪法》中，这些强制性手段是被禁止使用的，行政部门的权限也被限制在提供常规公共物品方面。实在需要临时使用强制手段的，在社会层面，应经立法机关同意；在个案层次，应向法院申请。而在“清零”“压倒”宪法的上海，我们看到警察口头以“上级的命令”强制要求一对核酸阴性的夫妻离家去方仓（音频）；一个警察谎称一个老年妇女违反了不存在的“紧急状态法”，强行把她带离（视频）；一群身穿红马甲自称是“志愿者”的人，强行闯进一居民的家中（视频），一个教授在下楼拿团购物资时遭到殴打。上海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权和人格尊严受到严重侵犯。

然而，“清零”模式只是高喊要“清零”，实际上实现不了“清零”。大陆中国现在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病毒在大陆中国一直没有被“清零”。自2020年4月第一波疫情高峰过后，时不时会出现一些病例。出现比较大的疫情并且封城的地区有瑞丽，额济纳，西安，长春，深圳，等等，以区、社区为单位的封闭更是此起彼伏，直到这次上海出现的又一高峰。在最初，官员们不承认大陆中国本土还会出现病例，将这些新出现的病例归咎为“海外输入”病例，并说由海外输入的冷冻食品上有病毒。但证据实在难找，最后不得不承认有“本土病例”。这些本土病例占新增病例的绝大部分，这正说明“清零”模式本身存在致命缺陷，使之不能实现其目标。

图2  大陆中国每日新增新冠病例（2020年1月22日~2022年3月12日）

图3  大陆中国每日新增本土病例（2022年1月15日~4月10日）

这个致命缺陷就是“清零”模式所必然依赖的行政系统。我在2020年3月发表的“为什么越界的行政行为会恶化疫情”一文中说，行政体系“是一个靠人与人的聚集运作的体系”。行政人员 “接触频率很高，且是持续性重复接触。在行政体系对公民采取强制手段时，经常会肢体接触……。再者，行政机构的聚集包括上下级之间的聚集……。这又形成一个病毒扩散的网状通道”（盛洪，2020b）。这次防疫中的大量事实支持这一判断。在一个视频中，我们看到一队“防疫人员”径直地往小区里走，并不能拿出核酸证明。上海浦东疾控中心的朱渭萍医师也警告说，“一些大白也可能成为传播链的一环。”（汪诘，2022）。而这些人却是执行强制居民核酸检测，强制离家隔离的主要人员。

而在“清零”模式下，一旦行政体系自己出现了核酸阳性，它倾向于隐瞒不报。各级政府说谎话、隐瞒真相已经是一个习惯。去年夏天郑州市政府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瞒了三分之一的雨灾死难者（贵阳晚报，2022）。由于行政体系缺少监督，隐瞒不报的病例也就不会按要求执行隔离。行政级别越高，他们的行为越不受约束。据说南京一杨姓退休副厅级官员被测出阳性，他发了脾气就离开了隔离酒店，他居住的小区却遭封闭（《南京零距离》，2022）。可以想见更有权势的行政官员更不会遵守他们对民众的隔离要求。因此，各地神奇出现的“本土病例”很有可能是这个行政体系传染的。但由于各级政府控制网络舆论，监视民众的发言，一旦有泄露出来的消息就删贴或打压发贴人，使得信息并不能让外界所知，才会出现不知道“本土病例”从何而来的情况。为了找理由，行政体系把病毒传播渠道描绘得离奇古怪，甚至海外寄入的邮件也被宣称有病毒。

用行政手段“清零”的具体措施，全员核酸，阳性者及密接者离家集中隔离，停止商业物流体系由行政体系分配物资等，又造成更多的人的聚集和接触，加快了病毒的传播。例如我们在上海等大城市看到的，成千上万的民众人挤人地排队做核酸，众多居民坐在大巴里向饭店或方仓转移，在方仓中挤在一起抢食物，在小区团购中互相接触等等，这种情形只有在行政体系组织防疫时才会出现。而如果不关闭市场和限制居民的日常活动，这些现象本不会出现。如在美国，核酸阳性只需在家隔离七天。许多欧美国家并不关闭市场。而在上海和许多大城市，人们完全有条件在家隔离，却被迫到方仓隔离，既带来极大不方便，又占用更多公共资源，还有在转移过程中和在方仓中交叉感染的危险。市场中购买东西与别人的接触是偶然的、非重复的，但行政体系下的分配则是聚集的和重复的。

“清零”虽然在短期内不可能，却可以作为努力方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虽然“躺平”也是一种防疫模式，然而对“清零”模式的批评并不必然导致躺平。消灭病毒究竟是人类的理想，只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零时，我们可以考虑在适宜的成本下，尽量地减少病毒，却可能趋向零。我在2020年写的“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把基本传染数降至一以下”一文中提到，人类社会可以保留必不可少的接触，将接触频率减少到原来的1/4，进而将基本传染数（R0）降到一以下，即每一个感染者只能传染一个以下的人，就可以使病毒逐渐减少，以致最后消亡（盛洪，2020）。不需要禁止所有接触行为。所以可以朝着“清零”方向，逐步减少对活动的限制，使病毒趋向零。

尽管“清零”模式不可能实现其目的，并且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和社会成本，遭到不少批评，但为之的辩护却拿之与“躺平”做比较（热点，2022）。虽然完全放开防疫管制有其合理的逻辑，但也只是防疫模式中的另一个极端。在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很多中间状态。然而“清零”模式的辩护者却无视这些中间状态，拿极端的放开做比较，却用来证明“清零”的极端措施一个也不能取消，它们包括“关闭超市”，“停止所有工作”，“全员核酸”，“离家集中隔离”，“封闭小区和楼宇”，“关闭医院及其急诊”，“禁止私家车通行”等等，它们被作为“清零”模式的外在标志，如果有谁提出松动一些的建议，也一概不予接受。所谓“清零”与“共存”之争实际上抹杀了众多中间的选择。于是，概念又进行了一次偷换，将“全员核酸”，“封闭小区”和“离家集中隔离”等作为“清零”模式的标志性动作，以替代和否定宪法原则。

当成功地用“清零”偷换宪法，又将行政强制措施等同于“清零”模式，这一模式也就被僵化，形成了固定的利益集团，这包括行政滥权集团和商业垄断集团。它们倾向于继续“清零”，从而会从各个角度为之辩护。在那篇辩护文章中，作者用“中国奥密克戎的病死率是流感病死率0.0007%的18倍”（热点，2022）来吓人，实际上将两者相乘也就是0.012%；而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的已有数据，大陆中国的流感病死率约0.014%。实际上，我们还有理由怀疑年鉴中的数据偏低，中疾控的一个文件表明，大陆中国的流感死亡人数每年约8.8万人（素面虎，2022）。更重要的是要承认，这与疫情之初的4%病死率是天壤之别。如果说，中疾控中心鼓吹“清零”（观察者网，2022）是从部门视角出发，不太关心与新冠防疫平行且争夺资源的社会其它方面的损失，它完全忽视其它疾病带来的生命损失，就不在情理之中了。

为“清零”辩护的文章又“技巧”地说，就连那些要 “躺平”的欧洲国家也在宣布放开以后，又要“匆忙宣布封国”（热点，2022），故意混淆大陆中国与这些国家防疫模式的根本区别。欧洲国家的所谓“封国”、“封城”，是指暂时切断一国或一城与他国、他城的联系，关闭一些大型娱乐中心，并不关闭市场，也不封闭小区，最强的作法是进入饭馆等公共服务区域需要疫苗证明；而大陆中国的“封城”则是指封闭城里的所有小区，关闭所有市场，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停止所有工作，并派大量“大白”强制性守在所有小区外面实行封锁。这是根本不同的。最关键的区别是，欧洲国家是在宪法框架内的防疫，大陆中国的防疫完全无视宪法的存在。用欧洲国家想调整得紧一点来为极端的“清零”模式辩护，是利用“封城”一词的歧义进行混淆视听的诡辩。

该文章又用大陆中国前两年的经济成绩为现在的“清零”模式辩护（热点，2022）。然而，就算这些数据没有水分，也不能用以前的数据为当下直观错误的政策辩护。这只不过透露了大陆中国以往的成绩可以用来承受错误的心态。更何况，经过这两年，大陆中国的防疫措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对人们的核酸检测范围不断扩大，动不动就进行全城全员核酸检测；进行隔离的标准也在不断扩展，“密接者”的概念从一米以内扩大到了800米或者“一座建筑”，隔离时间从14天延长到21天、27天，以致更长；出入省际、进入一些场所所需证明在不断增加，从健康码、行程码、核酸证明到疫苗证明。人们的人身自由范围在不断缩小。而由于大陆中国行政体系的特性，以“防疫”为名义的限制具有棘轮效应，只会层层加码，不会减码，因为各级政府官员害怕，在防疫“压倒一切”时，减少管制就会受到追究。

各地政府又是普遍存在的行政滥权集团。它们本是宪法设立的用于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然而在大陆中国的现状下，它们只把自己看作是上级机关的工具。如果它们依宪法而行，就得兼顾防疫与其它保护生命和权利的目标，然而它们“只知有上级，不知有宪法”，对于上级当下关注的事情，哪怕只是偶然提了一下，它们就会全力去关注，加码去执行，而不顾其它社会目标。既然“清零”是一个单边极限，它们的力量就会只用于向一个方向使，而不管这样作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成本。而在另一个方向，公民权利的方向，由于它们的权力不受约束，它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侵犯，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于是，到了各地方政府这里，“清零”措施就变成了自我生长的挤压公民权利的侵犯过程。

一个理论上的中央政府的义务是执行宪法，它应有从宪法角度的全局视野，而不应局限于某一单项目标。对于个别部门的部门导向，它应有清楚的警惕，而不应被这些部门及地方政府所绑架，将自己矮化为局部机构。然而这种“清零”模式通过偷换概念的变换，使得其成功地替代 宪法，用部门视野替代了全局视野。于是宪法就处于没有人守护的状态。而“清零”模式就与某些政策制定者捆绑在一起了。“清零”模式的成败就成了他们的成败。这使得他们认为“清零”只能成功，而目前所显现的败象并非是模式本身的问题，而是做得还不够。于是已经很极端的“清零”措施又被推向更加的极端，即使已出现重大恶果也不能改变和调整，宪法和法律不能通行。这就是目前上海恶果的原因。

不过，既然“清零”模式的问题是哲学上的，除非病毒自行消失，它就注定不能成功。更有可能的是，这波上海疫情造成巨大伤害以后，疫情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还继续发展扩大。这会进一步证明“清零”模式是错误的；而用“清零”模式偷换、替代或否定宪法原则，造成其它生命损失和利益受损，则是更为严重的错误。当局可能会觉得，可以用压制真相和控制舆论的方法掩盖这种错误的后果，然后人为制造“清零”的成功。然而，在当今世界，完全的掩盖是不可能的。在大陆中国境内不可能，因为防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当事人，他们不可能听信与感受不符的扭曲信息。在境外就更不可能。人们不会只凭单项就判断综合结果。本来防疫只是社会各种目标中的一种，防疫也不是什么“国本之争”，防疫模式即使有些成绩也谈不上什么竞争的胜利，更何况这一“清零”模式带来的生命损失远超出防疫避免的生命损失，又造成了宪法的废弃，更谈不上防疫胜利。因而，固执地坚持“清零”模式也没有什么政治意义。

本文梳理了“清零”经过怎样的概念变换，成为替代甚至否定宪法的概念“压倒一切”。而一个社会的综合目标，一个国家的“国本”是保证全体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不受侵犯的根本性的价值。从宪法出发，一个理论上的政府才可能综合考虑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才会更多地让市场和民间自治发挥类似自发秩序的作用，更有效地为公民提供商品、服务和安全，而不致顾此失彼。而用“清零”替代宪法，就是用局部凌驾全局，用单项替代综合，用部门矮化理论上的政府，不可能不造成重大灾难。因而，正本清源，放弃无法实现、且成本巨大的短期“清零”模式，回归宪法，让公民意愿与防疫政策之间形成一个使各种生命损失最小化的均衡，才能渡过这次本不该有的上海疫情危机，才能使大陆中国社会赢得这次防疫的胜利。从长远看，大陆中国才能逐步走向可预期的、权利受到保障的社会。

参考文献

《南京零距离》，2022年3月29日。

观察者网，“中疾控：奥密克戎病死率远高于流感”，《观察者网》，2022年4月6日。

贵阳晚报，“死亡失踪380人，其中瞒报139人！郑州暴雨调查报告公布”，《人民资讯》，2022年1月22日。

柳絮，知灼，“女护士去世后，上海的政策调了”，《法度Law》，2022年3月26日。

热点，“上海防疫，背后的国本之争”，《Redian新闻 ∙ 时事新闻》，2022年4月11日。

盛洪，“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至1以下”，《盛洪教授》，2020年4月23日。

盛洪，“为什么越界的行政行为会恶化疫情？”《盛洪教授》，2020年3月6日（2020b）。

素面虎，“中疾控公开文件：中国每年流感死亡8.8万人”，《观察者网》，2022年4月14日。

汪诘，“紧急授权发表：上海浦东疾控朱医生再次发声，对全市大白的工作建议”，《科学有故事》，2022年4月13日。

2022年4月15日于五木书斋